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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教育:近代中国的日本教科书翻译浪潮
 

  光绪22年(1896年),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与任廷旭合译了日本森有礼编的《文学兴国策》,将它附于上海广学会编译出版的关于甲午战争的资料集《中东战记本末》书后。这部附录的小书和资料集一起,引起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广泛注意,今人认为它对晚清维新思想和民初“教育救国”思潮都有积极的影响。 两位译者翻译此书的初衷,是针对当时中国教育的诸多弊端而发,寄托了期望中国教育制度向美国学习、改造学制的意图。当初日本政府虚心学习传回日本的西方文教制度,推动了日本的近代化,他们认为这值得中国政府和知识阶层效仿。森有礼所编的这部小书中,所谓“文学”,正是文化教育之意。他把不同于传统的近代“教育”作为一个重要理念加以介绍,强调文化教育对国家强盛所具有的作用,这对中国教育改造和新式教育的兴起意义重大。显然译者认同著作的主要观点:“学问之功能,其始足以开人之教化”; 培养新学问的办法是:“读书之功课、教育之方法,皆可于学堂中兴之”。 这里“教育”一词虽然还是传统构词方法,带有“教养化育”的组合,但已经带有近代含义。《文学兴国策》较早表现近代教育观念,具有开风气意义。

  从日本引进近代教育理念和教育体系的中国学者中,罗振玉是较早的一位。1901年5月,罗振玉在其主办的《教育世界》第一号中声明,该杂志将介绍日本各种教育规章和法令,引进日本教科书和教育著作。此年末的《教育世界》连续登载了清政府出洋学生总监督夏谐复的长文,文中定义:“教科者,教育之标目;教科图书者,教育之材料” 。在次年3月的《教育世界》上,罗振玉把“课书”当分三类:师范用书(合行政法、教育学、教育史、教授法、管理法数者),教科书和参考书。 这说明在20世纪初,“教育”的意义在中国知识界基本完成了它的近代转换。大批中国官员和知识分子赴日考察,其所见之教育方法、教学法和各种规章制度,增进了中国人对近代教育的理解。

  这个时期,近代学科和专业划分意义上的“教育”概念,已经在访日官员和学者的头脑中基本确立。

  1905年,云南高等学堂的学务视察员陈荣昌和留学生监督钱鸿逵访日期间,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江部氏订立聘用合同,第3条规定,“讲师所担任科目,以教育心理伦理历史地理为主”。 这里的“教育”科目,已经相当于“教育学”的代名词。而陈荣昌的这部东游日记中,更是满篇可见“国民教育”、“政治教育”、“教育法规”、“教育界”、“教育会”之类的名词,说明20世纪初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近代意义上理解并接受了“教育”一词。

  受聘来华的日方教育者,已经在中国开始了他们的教学工作。他们对于新教育在中国的建立,起到了更加直接的作用。1903年,南京两江师范学堂聘请菅虎雄文学士为该校的伦理、教育两科教习;1905年至1908年间,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法贵庆次郎教授接受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的聘请来校任教,所教课程即为教育学。汪向荣认为,不仅新教育的主要方式例如学制、课程等直接仿效日本,而且因为由日本教习教授,所以教材也是直接采自日本。他举例说湖北省学务处一套《师范教育丛编》的教科书,11册,就是由他们委托日本人编就,经湖北省留日学生已成汉文,并且就在日本印刷,之后带回国用于教学。

  种种迹象说明,大致在清末十年间,中国与日本的教育往来,包括中方“访日”和日本教师来华,使近代教育理念输入中国知识界,促成了近代教育在中国的建立。

  新教育的建立,要靠新知识结构来支撑。晚清以前用作教本的童蒙读物《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幼学琼林》、《龙纹鞭影》,乃至较高级的经典读本“四书”、“五经”等,都处于知识体系和学科划分上的混沌状态。这种状态从整体上被打破,即从传统的文史常识不分家,到把知识划分为国文、历史、地理、算术、动物、植物、物理、化学、博物、卫生、音乐、体育等若干门类,这个知识体系的新陈代谢过程,一方面依靠近代教育制度的建立为保障,一方面靠近代教科书的诞生而完成。而这个过程,又是以日本教科书为榜样建立起来的。

  中国近代教科书的诞生,和从事教育文化传输的机构纠葛甚深。清末这些机构已经在使用来自日本的新式教科书。例如1898年成立的东文学社。从1898年到1900年学社因庚子之变解散,王国维在社中一共学习了二年半时间,他说当时的东文学社教授数学、物理、化学、英文等科目,社中教师是两位日本人,所用教科书是日本藤泽博士的算术、代数教科书。

  商务印书馆在20世纪初从印刷业转型为专门出版发行教科书之后,业务量大增,迅速成为出版界和文化教育界的翘楚。尤其在教科书出版领域,它取代了文明书局,推进了中国人自编教科书的体系化和近代化。商务印书馆在1906年出版的书目广告中,描述了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的编纂缺陷:“近岁广设学堂,稍稍有编蒙学读本者,然施诸实用都未尽合,或程度过高难于领会,或零举字义不能贯穿,或貌袭西法不合华文性质,或演为俗语不能彼此通用,有志教育者时以为憾。”因为如此,商务印书馆展开与日本专家的合作,“特请通人精心编纂,兼聘日本文部省图书审查官兼视学官小谷重君、高等师范学校教授长尾太郎君,及曾从事中国学堂之福建高君凤谦,浙江张君元济,详加校订,一丝不苟,经营数月始成数册,陆续出版”,精心编纂后“销流至数万以上,再版数次”。与此教科书相辅而行的,还有一套为教师所用的“教授书”,“准教授学之阶段按课分列,预备教授运用之法,附以参考者及习问,以便教师有所依据”。

  还有一些虽然不是译自日本教科书,但是有日方专家参与编订等事务,这类情况并不少见。例如商务印书馆曾经出版过一套“最新教科书”,这套教科书在中国近代教科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其中谢洪赉著“最新理科教科书”,参加编订者有杜亚泉,还有日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新保磐次。此书材料精当,部次分明,尤其是附印了彩图和精图300余幅,极有益于初学者。

  日方专家参与了中国近代教科书的编纂,同时参与了近代中国新知识体系的建立。其中各门科目各有特点,除了国文教科书之外,中国人翻译日本教科书的影子都较为浓重。以下分科举例来看。

  近代地理教科书的诞生承载了传统舆地学和地方志编纂的转型使命。旧教本的缺点受到越来越多中国学者的批评:“充栋汉牛者大抵不合于用,或篇幅浩繁艰于批阅,或历年既久,因革已多” ;清末地理教科书的重要编纂者谢洪赉,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最新地理教科书”中认为,“吾国旧有地志诸书,大率为专家研究之需,非为初学教科之计。近年国人始注意普通教育,渐有编译地理教科书者”,国人编纂适用教科书的要求日渐迫切。但是“草创之初,难求美备”,故而“酌依日本地理教科之条目,兼参群书”。 可见转型的完成,很大程度上是靠学习日本教科书。

  有一种用作教科书的《世界读本》,原书为日本池边义象所著,在日本风行一时。译者孙毓修保留了原书的特色,“复旁辑他籍补其阙遗、正其谬误,于欧美诸国之风俗、习惯、民气、国情、山川、名胜、港埠景况言之甚详,文笔雅饬,模山范水,益饶其趣,插画之后复加题词,学者读其书、玩其题,而知译本之价值又在原书之上也。”孙毓修还译述有一种《谦本图旅行记地理读本》,该书共六编,包括欧洲、北美、南美、海洋洲、亚洲和非洲,“原书所述有与今日不符者则参照他书以改正之,缺略者补译之”,最后形成“合数学、自然、政治三种之地理以及历史、宗教、宪法、金石考古、鱼鸟生物等学于一冶”,具有独特风貌的教科用书。

  在内容上加以丰富的同时,中国学者也注意汲取日本教科书体例上的优点。游记式叙述的特点表现在文字上的介绍性和展示风格,更在于图片照片的大量配合。

  谢洪赉在清末十年间编成好几种地理教科书,其中一种最新中外地理教科书,经学部审定作为初等小学用书,学部认为,“日本小学地理多用游记体课本,是编即用此体裁,最易引人入胜。”这个评价和商务印书馆所认为的“地理书每苦枯寂,欲唤起读者之兴会莫善于旅行体” 看法一致。中国学者由此开始着意编纂具有“游记”特点的地理教科书,这种风气在20世纪初已经成为主流。晚清著名基督教学者谢洪赉在1906年出版了口碑颇好的《最新中学教科书瀛寰全志》,该书就用旅行般的介绍说明世界人文自然景观。例如在介绍蒙古人时,书中安排了插图,两个蒙古人坐在篝火旁边吸烟,远处是炊烟袅袅的蒙古包。1910年学部第一次编纂高等小学地理教科书,在讲外国地理的部分就“抄袭”了谢洪赉书中的插图 ,说明这种风格受到了欢迎和肯定。更早时候出版的“蒙学教科书”中张相文著《外国地理》之所以发行量好、广受欢迎,就在于课文文字中插配了不少图片。例如它在介绍日本和美国等国家时,就插有日本民众衣着风俗和美国白宫等图片,读来令人耳目一新 。

  可以看出,地理教科书在走向近代的过程中,告别传统方志体例、形成地理教科书的“旅行体”叙述风格,得益于日本教科书。

  更进一步,日本方面的教科书还启发了中国学者将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相分野相综合的知识结构。民国建立后,教育部肯定了这种知识分类方式。有一种影响广泛的《共和国教科书人文地理》,编校者傅运森和蒋维乔认为,“部章亦以人文地理与自然地理并列于中学课程,其重要可知。”他们对于人文地理的认识,仍然是学习日本经验,“人文地理之书编纂者,向分两派,试就日本证之,其一以地为主,如长谷川贤一郎之人文地理学是。其一以人为主,如横山又次郎之人文地学讲话是”,他们最终选择以横山氏所著为蓝本。

  地理教科书如此,历史教科书的编纂,也从借鉴甚至套用日本教科书的方式起步。日本学者编纂的外国史、西洋史,对于改造旧史学的助力尤大。不论是内容还是体例,中国学者从日本专家那里吸收了很多新鲜的观念和编纂方式,真正开始重新安排中国历史著作的体例,改造中国学生的历史观。

  东洋史教学一直使用脍炙人口的《东洋史要》,原著为日本桑原骘藏。这部由樊炳清译、出版于清光绪25年、明治32年(1899年)的著作,被日本实藤惠秀先生认为是中国人第一部汉译日文书。 这部著作在中国学堂教学中颇受欢迎,不断再版。1909年4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金为再次译述,作为中学堂教学使用的《中学堂教科书东洋史要》。直到民国建立后的1913年,还出版了它的第6版。桑原此著就是把东洋历史划分为上古、中古、近古和近世四个时期。 商务印书馆将其翻译后篇章悉仍其旧,但是对于原书出版以后之事以及史实不确之处,又根据其他著作择要增补,并附以插图,更适于中国学生使用,帮助学生形成中国眼光下的世界历史图景。

  桑原骘藏的教科书给中国历史教科书带来很大影响。他的东洋史教科书不断被中国学者所推崇并仿效,作为中国历史教科书的样本。190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陈庆年所编中学用《中国历史教科书》,经学部审定通过,评语云:“是书略据日本《东洋史要》为底本,而取为中史之用,旨趣既殊,事义较详,改错不少”,“书不烦行,习不縻力”,所以审定为中史课本。 而陈庆年自己也认为:“桑原骘藏之书尤号佳构,所谓文不繁,事不散,义不隘者,盖皆得之。今据以为本,更令事义少近周赡……俾分布得所,弥缝无缺”。 它的体例安排已经脱离了传统朝代体例,以桑原著作中的“上古史”、“中古史”和“近古史”划分周以前、秦汉至唐,五代至元明的历史。这部编纂良好、“久已风行”的历史教科书跨越了清末和民国两个时代,“民国成立,复请赵君重加参订(指陈庆年编纂、赵玉森增订——笔者),并增入清代事实,列为近世史,合成本国历史之完全教科书。所有时间程度,悉遵教育部新颁中学令配布,最为适用”,同时对桑原骘藏原著再次表示肯定和赞赏。

  可见历史教科书告别“朝代体例”,以时代发展安排篇章,中国人翻译日本教科书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上述桑原骘藏教科书如此,从日本引进的教科书体例大多如此。如本多浅治郎所著西洋历史教科书,经学务大臣审定为高等小学堂用。此书共六编,体例上也完全不用传统史书之以朝代为纲,而是保留原著之古代史、中代史、近代史和最近史分期。 日本著名史学家坪井九马三的历史著作也比较受欢迎,中国学者把它译为中学用教科书。该书对于世界历史的分期是以文艺复兴为界,上下两卷。 这些历史观念都深刻影响了中国学者的历史意识,促使其改变历史教育的方式。正是从这个时候起,中国中小学普通教科书开始引进了这些观念,在日本学者西洋史教科书的参照下,用类似的体例编写中国历史教科书。上述陈庆年所编教科书就是例证,同样,在中国自编历史教科书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夏曾佑编《最近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这部未完成的教科书之所以负有盛名,也是因为他在史观方面所作的突破。在“蒙学教科书”和“最新教科书”这两种成体系的教科书还没有改变历史划分观念的时候,夏氏此著就大胆突破朝代编纂方式,使用“上古”、“中古”这样的划分。一方面他“以二十四史为底本”,同时又“分我国从古至今之事为三大时代,又细分之为七小时代” 。该著在民国之后不断再版,并作为大学用书。所以,就中国历史教科书而言,体例影响之下历史观念的改变,是中国人翻译日本教科书对于近代历史教育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根据谭汝谦先生的统计,在1895年之前,基本没有中译日文书;从1896年开始,中国人开始翻译日文自然科学著作。至1949年,中译日文书最集中的时间段在1896至1937年这40多年间。 据笔者所见材料,上海科学书局在光绪22年(1896年)出版的日本上野清编纂的《中等教育克依其氏最新平三角法教科书》,很可能是最早的汉译日文自然科学著作。

  从附表中可以直观看出,自然科学类中国人翻译日本教科书数量较多,可见其影响也较大。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最新教科书”中,有一种最新高等小学笔算教科书,“全书体例参照日本小学校程式,明畅为之,其特长在使学者不劳脑力,自易明了,自臻纯熟。”另外一种“高等小学笔算教本”,著者泽田吾一,是当时日本著名的算学家,著作丰富;译者静海崔朝庆也是晚清著作颇丰的算学家。该书内容包括诸名数、分数、小数、比例、利息、开方等9编,适用于高等小学教学。中国传统珠算也受到日本人的启发:“日本人初学珠算,专用口授,故但有教授法而无教科书”,商务印书馆“即仿其意”,编成珠算教科书用于教学。由日本教育家校订的算数教科书也为数不少。 中学用书中,例如三角教科书,时人比较喜欢日本远藤又藏编著的教科书。晚清时就有人翻译此书并再版,民国之后还有人重新翻译出版,译者指出“此书……在彼国颇为风行。出版后,无不年印二次。” 代数、几何等科则多用菊池大麓、长泽龟之助、桦正董等人的选本。

  算术、数学类教科书内容如上所述,比较明显地学习日本教科书。这类教科书其知识程度以奏定章程为准,其他如度量衡等则按照农工商部的奏定新章,体例上则一仿日本文部省的算术书或者日本新著,一般分册分篇章安排教学内容,按页数分课数,眉目清楚,依次递进。王家言、骆师曾所编的高等小学算术书4册,其教师用书就是仿日本文部省新例,“将教科书全文备载于每页沿边之上,即于每页夹缝之左右详载教授之法及添设之问题,其沿边之下则揭明本页各问题之答数”, 这种形式更有利于教学。

  化学教科书如吉田氏所著《化学新教科书》,“作者曾在欧洲观察其教科程度和工业之盛况,归著此书”, 商务印书馆特别延请中日通人加以译述,再请杜亚泉汇集而成,希望此书有助于推动中国科学的进步。

  再如动物教科书一类,“旧时动物启蒙,动物图说等书,译自西籍,条段不如东书之明晰。近今译出东邦动物各书,不少佳著”,“据日本理学博士丘浅治郎所定门类,及其次第,而系说则兼采众长,并参心得,不拘丘氏一家之言。” 所以,《蒙学动物教科书》按照脊椎动物、节足动物、软体动物、蠕形动物、棘皮动物、腔肠动物、原生动物等分章教授,可以想像这样的知识将会给中国学生带来多么大的冲击和收获。

  其他如小学手工教育,燦文社发行的《手工教科书》开篇凡例说明:“是书为日本文部省编纂,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原六四郎及冈山秀吉所主稿”,在知识结构和教学目的上,教科书要“一以磨练眼及手指,使得正确制造简易品物之技能。一以教其工具之构造、使用,及材料之品类、性质等,启其普通之智识”。

  音乐教育在晚清多使用田村虎藏和铃木米次郎等日人编写的教科书。中国人开始尝试自己编著音乐教科书之时,一般也取用日本乐典为材料。如近代早期著名音乐教育家沈鹏年在其所著《音乐教科书乐理概论》中说明,“本书之材料,多取诸日本鸟居忱氏之音乐理论,兼采他书,以补所未逮”。

  还有美术科目。小学生用的图画课本,需从日本贩来。两江师范学堂聘请日本亘理先生来教图画,有学生后来回忆:

  “可怜中国那时还没有图画范本。还得到东邦去买。当范本来到时,第一次教我们在漆板上所画的‘操帽’轮廓。天哪!我那时出世二十年,从小未曾画过什么画,所以把那轮廓画好以后,就用粉笔在寝室破窗上画来画去,好不容易才把几笔简单的线条记牢。不久,范本来了,大家就临范本。”

  这个有趣的回忆让我们看到图画教科书的使用情况。根据谭汝谦先生的统计,中国在1660年至1895年之间未曾翻译过日本美术书,1896年开始有汉译日本美术书出现,1896至1911年间仅有3种, 可见汉译日文美术著作之少。从笔者的发现来看,附录中所列的3种:鹰田其石绘《中等教育新撰毛笔画帖》、《中等教育新撰毛笔彩画帖》和冈仓秋水编《日本习画帖》,它们都是光绪29年(1903年)东京富山房出版,被京师大学堂审定为用于学堂教学的教科书。 这3种美术教科书并没有被谭汝谦先生列入统计。

  甚至包括英文类的教科书,中国学者也多信任日本教本。当时比较流行的一种教科书是《正则英文教科书》,5册,日本斋滕秀三郎原著,湖北中学教科书社纂译,美国R.H.Andison校,上海昌明公司1903年后陆续出版。该书为师范学校、高等女子学校和普通中学校用,著者斋藤秀三郎是日本帝国文科大学讲师,正则英语学校校长。该书英文原名English Language Primer,教授内容包括英文字母、发音和拼写等方面知识。 英文教科书用日本译本,就更不用说日文教科书了。

  时人认为,“以日本教育事业,研究已四十年,然淘汰改良,于今未已”, 故而中国刚刚起步的新教育,更应该减少负重,多加试验多加改良。日本教育的很多方面,都被中国人看成是值得学习、值得思考的先进者。它对于中国新教育知识结构的影响,是清晰而实在的。

  近代新教育的启动和师范教育紧密相连,师范教育的兴起担负了改造旧教育的历史责任,联结着中国近代教育转型。而“师范”教育的建立,又与近代女学兴起及其转型密不可分。

  晚清时人已看到,新式教育的兴起使得兴办女学、提高女子教育水平日渐迫切:“女学为教育之胚胎,世所共认”,在“我国女学初发萌芽,吸取欧美之风,输入东瀛之化” 的时刻,女子教科书的编纂尤其具有移风易俗和社会变革的意义。

  早期女子教育体系的萌芽与中国人翻译日本教科书也是分不开的。尤其是自然科学知识,清末民初翻译了不少这类教科书。稻垣作太郎和小林盈编著《女子算术教科书》,黄邦柱翻译,群益书社出版,在这部教科书的封三,刊登了“女学校各科教科书”,其中小林盈和稻垣作太郎一起编著的除了《女子算术教科书》外,还有《女子代数教科书》和《女子几何教科书》(均为王应伟译);还有滨幸次郎和河野龄藏共同编著的《女子化学教科书》(陈文祥译)、《女子物理教科书》(黄邦柱译)、《女子生理教科书》(陈敬译)、《女子矿物教科书》(黄邦柱译),广告说明还即将刊出《女子动物教科书》和《女子植物教科书》等。

  女子教育的重要地位使得女子师范成为教育者们关注的重点。晚清也引进了日本方面有关女子师范教育学的著作,其中一种长谷川乙彦的著作,得到中国政学界的较大推重,汤化龙亲为作序,指出“女子师范”是晚近刚刚出现的事物,对于中国文明的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女子者,国民之母也;女子教育者,国民教育之根核也”,“女学不昌,国民教育基础之用不立也”;徐树藩等则深深感到,“吾女界,亦自安于不识不知,比者东西文明诸国,女学日昌,而吾国相形日绌,此吾辈每一念及而心怦怦然也”。 这部著作是把女子教育和师范教育融合的典范。它在第一编绪论部分,说明教育的意义、教育的必要、界限、标准和时期等,属于原理介绍。第二编至第五编分别讲授心意状态、家庭教育、幼稚园教育和学校教育四方面内容,一方面体现了普通教育学的基础框架和基本外延,同时又是着重于女性和师范的专门教育。这部教科书恰当地表现了清末女学和师范教育以及教育转型的历史关联。

  此后日本对于中国女学教育的影响逐渐发生了内部分化。一方面,女子专门教育一般归入“家事”科目中;另一方面,师范教育日益显示出其宽广的容纳性,而不是偏向女子教育的学科。

  “家事”教育是一个具有近代特色的学科门类。而清末民初的“家事”教科书和很多自然学科一样,几乎完全是从日本引进搬运过来。这种教科书不仅在学科和知识体系上对中国新式教育产生影响,更对近代社会变革具有重要意义。正如当时《中国新女界》杂志的一位记者“炼石女士”燕斌为从琯珠译编的《新编家事教科书》所写序言中说:“国也者,多数家庭团体所集合而成者也,未有一国内之家事紊乱而其国可以发达者”,“日本维新以来国势浸盛,考厥原因,虽甚复杂,然其所以国富种强之本源,首得力于讲求家事教育”。这部教科书在凡例中声明,“本书为日本高等女学校及女子师范学校之家事教科书”,“译本书之目的为供我国女学之用”。那么,何谓“家事”?“研究齐家及教育儿女方法之学科,名曰家事。”家事教科书的内容如何?它包括家族之健全、家内之和平、胎儿法、家庭之整理、一家之经济、交谊等方面。 可以直观看出,“家事”教育注重培养女子作为未来的家庭妇女和社会一分子应具备的常识和素养。

  中国师范教育建立之始就和日本交流密切。1902年,日本东京高等师范校长嘉纳治五郎于东京专为中国学生创设宏文学院,设师范科,修业半年至三年,中国学生习速成师范者多由此校。日本教习对中国师范教育的帮助也很多,以1909年的统计数据为例,这年在中国的日本教习中以师范学堂人数为最多,达到105人,占总人数的1/4;其中有5人担任教育学科目的教习。 师范教育的重要性和作用正如森有礼认为的,“学必有师,师必有法”,师范学堂就是“专讲教学之法,以造就他日之名师”。

  师范教育的发展和师范类教科书的编纂,对于旧教育的改造自有其责任,成为近代教育学建立最主要的推动力。

  商务印书馆在1906年为它此前出版的国文教科书和初等小学师范教科书做广告,对国文教授法特别提出:“内地塾师苟应用此书兼参考教学管理法则,于小学师范思过半矣”。而师范学堂教科书就更不用说了,清末商务印书馆自陈,“钦奉明诏停止科举,广设蒙学,现在各省纷纷设立师范学堂及速成师范传习所,成为当务之急。本馆特聘日本有名教员及本国热心教育诸人,组织速成师范讲习所,临时编译各种教科书”,所列书名包括教育学1册、教育史1册、教授法原理1册,学校管理法1册、论理学、物理学、中国文典、理科教授法和各科教授法等。还有诸如速成师范类的讲义,一般为赴日游学的留学生听课所记,商务印书馆因其“于教学之旨趣、立国之大原,盖可考也”,于是买断作者版权,整理出版。 1905年一份保定师范学堂的授课表显示,该学校每周二和周五上午的第一个小时都是教育学课,给学生授课的是一位叫做中谷延治的日本教习。 这说明了日本传来的教育学在中国师范学堂的重要地位。

  从制度体系上讲,这一时期师范教育和近代教育学的建立更加密切相关。1896年梁启超写了《论师范》一文,其中举例日本师范学校设置有教育学科;而“民间自立师范学校自通州始”,张謇1903年创办通州师范学堂,设置了“教育”课程。其寻常师范科的教育课程包括教育史、教育学、学校设置、编制、设备管理、经济卫生等方法,以及“练习教育附属小学儿童之方法”。速成科的课程则包括教育史、教育学、教授管理法和教育管理、实习。 清政府颁布《奏定优级师范学堂章程》后,1904年京师大学堂设立优级师范科, 师范教育进入综合发展的阶段。

  早期中国的师范教科书体现了对于日本师范教育从教育理念到知识体系的全盘引介。从附录中可以看出,用做师范教学的汉译日文教育学教科书数量众多,保守估计也有60种左右,是近代中国人翻译日本教科书中数量最多的一个学科门类,如果合心理学、伦理学等几种,则数量更多。 如此大规模的引介,足以证明清末中国从日本引进教育学心情之迫切,以及如此仓促的历史条件下,教育学照搬日本的必然性。

  王国维是中国早期教育学的重要引进者和奠基人,也是最早的日本教育学教科书的翻译者之一。不论谈中国人翻译日本教科书还是新教育和近代教育学的建立,都无法绕开他。

  王国维一生翻译过不少教育理论和学术著作 ,其中译自日本的论述教育学原理的著作有两种:立花铣三郎的《教育学》和牧濑五一郎的《教育学教科书》,分别在1901年和1902年的《教育世界》连载,同时收入教育世界社出版的“教育丛书”中。王国维对教育学这个新学科有引介开创之功。

  同时期日本的教育学著作不止这两种,王国维为什么选择翻译这样两部教育学著作呢?我们不妨先看看这两种著作的大概章目内容。

  教育者何;教育得以人力成就之;教育之界限;教育之必要;教育之权利与义务;教育术;教育学;教育学之区分

  其实,王国维的教育学选择是他哲学观的深切反映。与其说王国维对于教育学具有浓厚的感情和引介动力,不如说他是想借助这个尚且薄弱的新学科门类,表达自己的教育哲学见解。他在《教育世界》上发表的几篇文章,基本表达了他的意见。在他看来,不论教育学怎样被称作“世所号为最有用之学”,如果没有哲学基础,没有哲学目的,仅仅把教育学作为一种手段,都是浅薄、功利和短视的。所以他批评制度的建设者——奏定学堂章程的草创者、完善者陈毅和张之洞,认为他们缺乏对哲学科的重视。 他甚至批评思想的建设者严复,认为严复所奉行的是英国功利论和进化论,“严氏之学风,非哲学的而宁科学的也”,“不能感动吾国之思想界”。

  在王国维翻译的这两部著作中,突出强调了教育学“目的—方法”论的哲学思维。这种思想来源于当时流行西方的赫尔巴特教育学派。立花铣三郎的《教育学》本身是以赫尔巴特派的教育学为蓝本的,著作自陈“以德国教育学家留额氏所著书为本” ,而“留额氏”就是赫尔巴特的学生、后来此学派的领袖,教育学界今译为“戚勒”(Tuiskon Ziller)。另一部牧濑五一郎的《教育学教科书》更明显地突出了“目的—方法”式思维。所以,有研究者认为王国维为中国教育学界带来了赫尔巴特教育学 ,确实如此。但是,这种引介又分明不是纯粹的赫尔巴特教育学,因为该学派并没有“体育”、“智育”之类的分类。而“德智体”“三育论”,却是斯宾塞教育思想的主要核心。20世纪初斯宾塞的教育思想在日本同样有很大影响。所以,王国维介绍到中国来的教育学,实际上是流行于日本的欧美教育学理念的混合物。教育的“目的—方法”论和“三育论”共同对中国教育学的建立产生了学理上的重要影响。

  然而需要明辨的是,对于王国维的教育学理念在中国教育学建立过程中的实际影响,还需保守分析。由于王国维的哲学气质和他的学理选择,使他成为赫尔巴特教育学说的介绍人和传播者。但是由于清末各学堂对师资的迫切需要,对教科书的急切需求,必然导致迅急且混乱无章的引介浪潮。尤其是对于“教育”的致用性要求,超过了学理追求,所以王国维翻译的著作并没有在清末学堂或者师范学校得到广泛应用,想来也是势所必然。应用较为广泛的中国人自编的教育学教科书中,缪文功所著《最新教育学教科书》可为代表。这部教科书被纳入文明书局的“最新教科书”系列,参与了早期中国教科书的创生。民国建立后,缪文功还编写了“中华中学修身教科书”,足见他在晚清民国中小学教科书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和广泛影响。他的《最新教育学教科书》章节目录大致如下 :

  教育之意义;教育本可能而最要之事;教育之限制;教育学之性质;教育学之部分;教育学之补助学;教育之理论与经验;教育之诸主义;教育之方法

  养护之要义;养护之目的;养护之方法;营养宜注意;呼吸之方法;运动之方法;衣服之注意;神经五官之注意;身体之锻炼

  教授之意义;教授之种类;教育的教授之目的;兴味;教材;教材之联络;教材之排列;时间之配置;教授之阶段;教式;

  训育之意义及目的;训育与教授之关系;训育之种类;训育之次序及当注意者;训育之手段

  它对“教育”的解释,从孟子“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为“教育”二字联络之始说开去,训“教”为“效”,训“育”为“养”,认为“教育者,专道养其理性”。虽然他也引用洛克等人的言论,但是可以看出,他的学理性色彩明显淡化,强调的是“教育”的实践功能:养护、教授和训育。这样的“教育学教科书”,其目的并不在建立一门新学科,树立一种新学术,而在于传授教育常识,在可操作的层面传播近代“教育”方法。所以,当王国维苦口婆心强调教育学的“哲学”价值时,彼时的中国完全不可能从容地明辨欧美教育学流派并做出冷静选择,而只能是以利于操作为准绳。包括赫尔巴特学派的教育理念,在近代新教育建立过程中也更加“实践化”了。中国人不再推究其“目的—方法”原理,而是直接把它的“五段教学法”拿来应用。例如商务印书馆高凤谦、张元济和蒋维乔所编辑的《初等小学最新国文教科书》及其教授法,通过学部审定后,学部评语认为,教授法“书中取五段教授法之意,分为三段教授,曰豫备、曰教授次序、曰运用,兼列要旨,参考习问,凡讲读、习字、作文、谈话诸法略具其中。” 可见,“教育学”学理输入固然重要,拿来就“用”教育方法则更迫切实用。

  教育学的引入是这样的状况,伦理等学科尤其如此,选择日本教科书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不但能从其中汲取欧美新知,且能与中国传统儒家教义相合。

  例如伦理学教科书,1902年,蔡元培为日本元良勇次郎的伦理教科书作序,评价“是书隐以经验派之功利主义为干,而时时以直觉派之言消息之。不惟此也,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东洋思想与西洋思想,凡其说至易冲突者,皆务有以调和之。而又时时引我国儒家之言以相证,又以父子祖孙之关系易宗教家之前身来世,尤合于我国祖先教之旨。故是书之适用于我教育界,并时殆无可抗颜行者。”

  伦理学也是由中国人翻译日本教科书而建立。“伦理学为德育之大本,大学堂新订高等学堂章程首列人伦道德一科,可知其要”,蔡元培用“蔡振”的笔名翻译德国Panlsen原著、日本蟹江义丸博士原译的《伦理学原理》,在20世纪初出版。商务印书馆认为这部调和各派学说的教科书,是“蔡君先后留学德、日两国,参考原著与译本,证其异同,译成是书”,“其说理之精透、行文之高洁,殆非寻常直译之可比也。” 商务印书馆对于伦理学的引进,不仅意味着一门近代学科开始建立,也显示出20世纪初伦理学与传统道德教育的牵连。

  教育类的教科书中,除了一部分直接译自日本的教科书以外,有相当一部分是日本教师在中国从事教学工作时,有感于实际教学需要编纂而成。例如编著《小学教授法要义》的木村忠治郎,木村先生原本是南通师范学堂的教员,他编写此书的目的就是为了教学。著作按照当时最通行的小学教科书体例,全书分为三编,前编论述教授原理,后编论各科教授方法,末附初等各科教案,尤切于师范学堂之用 。

  其他如心理学、教育心理学,以及教育管理等皆是如此。在学术和文化转型的时期,学习乃至仿效,原本是无可厚非的可取之道,正如一种日本经济教科书的译者所说,“关于学术上及法制上各种名词,吾国尚未考定,难资取用。故书中所举名词,多沿用日本,不得已也。” 中国人翻译日本教科书帮助中国近代教育支撑起多个学科门类。

  以上陈述足够让我们看到新教育建立之初,日本因素对于中国的重大影响。如果把这个时期的文化教育称为“汉译日书的时代”,恐怕并不未过。其实学者们早使用了一种涵指更为广泛的概念,即“日本模式”。

  实藤惠秀先生对于近代之初的中日文化交流有一种表述,叫做“中国文化的日本化”。任达教授对此表示认可,并认为实藤先生使用“日本化”一词有多种含义,既指语言方面,也指思想。而把“日本化”提炼为一个较为周延的历史学概念,任达教授是重要的推动者。虽然他提示我们,历史学家沃尔夫冈·弗兰克(Wolfgang Franke)、中日交流史研究领域的一流权威阿部洋等人,都或使用过“日本模式”一词,或者完全认同这种概括。但是只有任达教授在其《新政革命与日本》一书中,把“日本模式”作为一章的标题,强调全面学习日本对于中国近代化的重要作用。 从当时日美等国政教界人士做出的“完全仿照”、“大胆全盘采用”等结论,到后来研究者归纳的“日本化”,再到“日本模式”,这个概括日益被广泛接受,成为近代早期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一个有相当描述力的概念。从这一概念生发开来,我们也由此总结出中国人翻译日本教科书发展的几个特点。

  从笔者搜罗的27类508种中国人翻译日本教科书目来看,高峰期基本集中在20世纪初头10年,此后仍然持续了几年较为强劲的势头,到20世纪中期之后渐渐衰退。可以想象,20多年间,中国新学堂中使用了500多种从日本翻译过来的教科书,中国人翻译日本教科书遍及新知识的每一个学科门类,这确实是一种令人震惊的独特现象。

  从时间上看,在此期间各门学科都不断有译本出版。外文类18中中国人翻译日本教科书,最早有1903年的译本, 1915年也有译本;历史类76种日本教科书,从1895年到1914年都有译本出版;算术类则从1900年到1913年间都译有日本教科书;其它代数、几何、三角、物理、化学等等各科,译介时间基本上延续了整个清末和民国初年。这种学科上的平均状态说明,中国人翻译日本教科书的引介是全方位的,在相当集中的时段内进入一个历史高潮。从出版机构上看,上海的群益书社、金粟斋、作新社、广智书局、科学书局、时中书局、昌明公司、科学仪器馆、普通学书室、教育世界社、文明书局、商务印书馆、中国图书公司等,还有三江师范学堂、山西大学堂译书院、湖北学务处,江苏的宁属学务处、江楚编译官书局,浙江的赤诚学社,北京的壑受书局,天津的北洋官报局,另外还有东京的富山房、清国留学生会馆、泰东同文书局、启文书店、东亚公司、振东室学社、竟化书局、湖北法政编译社、湖南编译社、闽学会等机构,是编译出版中国人翻译日本教科书的主要机构。这些出版机构的译书高潮基本都在清末和民国初期,上海和东京是中国人翻译日本教科书的中心,尤以上海为重,时间上较少有差别。所以基本可以认为,这是一个整体迅速走向高潮的时期。

  其二,如果我们深入这个洪流,具体辨析清末民初中国人对于自身传统、日本和西方的认识,体会时代的眼光和心理距离,则能体会到其中的复杂微妙,从而对中国人翻译日本教科书做另一个侧面的衡量。

  观之思想家、教育家的译介实践,如前文所论王国维对于日本教育学教科书的译介,他的翻译,是对流行于日本的欧美教育学理论的再选择;蔡元培对元良勇次郎《中等教育伦理学》的译介,也强调该著与传统道德教育之相合,通过肯定固有文化对于现代文化教育的价值,增强引进西方学术的说服力。就当时政学两界的心态而言,恐怕他们都未将日本看作一个独立存在的文化实体,而是怀抱了焦虑和急迫,眼观“日本”,心想“西方”。或许可以说明,晚清时人眼中并没有清晰的“日本模式”意识,而更重“中西”、“欧亚”之别。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非常可以理解1922年壬戌学制建立后中国教育制度迅速转向借鉴“美国模式”的心境,也更可以理解清末民初中国人翻译日本教科书流播中存在的严重问题。

  早期日书的译介,本已呈现出“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惟以多为贵”的“‘梁启超式’的输入” ;在此后的借鉴过程中,中国学者逐渐认识到中国人翻译日本教科书的种种缺陷。例如,怀宁陈乾生编辑的高等小学堂用《万国地理新编》,商务印书馆出版后加以推介,特意声明“选用地名皆沿旧称,绝无近汉译日本新奇骇怪之弊”。这说明译本选择和翻译等方面都有粗制滥造和失于严谨的现象,而这在当时是普遍存在的。特别是自然科学类教科书,学部批评汉译日本之弊,对直接译自欧美的著作加以表彰。谢洪赉编译美国费烈伯、史德朗合著的《最新中学教科书三角术》,学部审定评语云:“近日新出之算学书类皆翻自东籍,故不免于钩棘支离,译者独能不借径和文,直译西书,甚为难得”。 这方面的材料并不鲜见,已为多数研究者注意。不过,若在更广大范围内对照留日学生对于日本新思想的引介浪潮、清政府对于留日学生出版物的查禁严戒,就更能体会出中国人翻译日本教科书对于传播新思想和生成现代性的意义。

  译介教科书对于自编教科书存在多大程度的影响,前文已多有论述。总结来看,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其一,中国人翻译日本教科书帮助完成了传统教本从内容到体例的转型,直接促成了中国近代教科书的诞生。传统舆地学过渡到地理学,朝代纪事转型为历史教科书,自然科学和其他各学科门类的建立,以及近代教育学、伦理学等新学科的形成等,无不受益于中国人翻译日本教科书。

  中国人第一套较为齐备的自编教科书,是文明书局在1903年后陆续推出的“蒙学教科书”。而这套教本所受中国人翻译日本教科书的影响极为明显。如丁保书所著《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认为,“近岁以来,各学堂多借东邦编述之本,若支那通史,若东洋史要,以充本国历史科之数。夫以彼人之口吻,述吾国之历史,于彼我之间,抑扬不免失当……”,一方面显见日本教本在晚清应用之广;另一方面作者论述其中存在的弊端,表明这本蒙学教科书是对日本教科书缺陷的修正。 华循著《蒙学动物教科书》在编辑大意中说明:“近今译出东邦动物各书,不少佳著,然大都宜于中学,欲为小学入门之用,尚嫌程度太高。是编斟酌繁简,颇费经营,洵足为初学导引之师。” 而《蒙学体操教科书》甚至都没有删去日书原有序文,直接使用丁锦翻译的日本教材。 这几个例子足够说明中国人翻译日本教科书对于中国近代教科书诞生的影响。

  其二,参与翻译校订日本教科书的中国学者,很多都是自编教科书的作者,他们修正日本教科书的缺陷,成为中国教科书告别传统教本、走向近代学科体系的参与者和见证人。

  仍以具有标识意义的“蒙学教科书”为例,它的许多作者都是曾翻译引介日本教科书的学者。翻译日本富直礼著《小学地理教授法》(南洋公学出版)的张相文,他编著的《中国地理教科书》和《外国地理教科书》都被纳入“蒙学教科书”系列中。翻译斋田功太郎撰《高等小学生理卫生教科》(文明书局出版)的丁福保,他的《卫生教科书》和《生理教科书》同样是“蒙学教科书”中之两种。

  商务印书馆的“最新教科书”系列也是如此。前面说过谢洪赉,他翻译了地理、生理、物理、化学等学科的教科书,其中贡献最大的是地理科。他明确说明受日本影响编纂的地理教科书包括:《最新地理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04年)、《最新高等小学地理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05年)、《最新地理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05年)等。这些被纳入“最新教科书”的著作,是受到清政府和文化教育界认可的教本,广泛应用于清末新式学堂。

  还有植物学、动物学、生理卫生教科书,均有过半甚至更大比例来自日本教本,由中国学者翻译、编译、译述及校订使用,直接影响了中国人编纂教科书的思路。前述王国维、蔡振(蔡元培)等编写的教育、心理等学科教科书,无不是对该学科日本教本的选择和修正,中国人翻译日本教科书的影响更为直接明显。

  数学教科书是民国再版清代教科书最多的一类。藤泽利喜郎著《中学算术新教科书》,上野清著《大代数学讲义》、《中等教育几何学教科书·立体之部》、《中等教育几何学教科书·平面之部》,本森外三郎原译《实用几何学初步》,菊池大麓著《平面几何学新教科书》,远藤又藏编纂的《中等教育平面三角法教科书》,长泽龟之助著《普通教育平面三角教科书》等等,均是在晚清流行一时的教科书,其中很多通过学部审定认可,做为中小学教科之用;民国之后继续在学堂中使用。尤其长泽龟之助著、周达翻译,上海东亚公司发行,用作中学校及师范学校教科书的《新几何学教科书平面》,这部书初版于光绪32年(1906年),民国建立后不仅继续使用,而且民国2年(1913年)时再版竟达16版。

  物理化学类的教科书清代发行民国再版情况也比较多。樱井寅之助的《理科教科书化学矿物编》,光绪32年(1906年)初版,民元订正再版。龟高德平原著《普通教育化学教科书》,初版于光绪丙午(1904年),民国3年(1914年)订正再版。大幸勇吉著《近世化学教科书》,光绪24年(1898年)初版,光绪34年(1908年)改定版,民国2年(1913年)第7版。本多光太郎的《新式物理学教科书》,初版于宣统2年(1910年),民国6年(1917年)发行第10版。而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译的《中学格致教科书》,民国元年(1912年)发行到第15版。

  其它各科均有沿用的教科书。例如石川成章著《中学矿物学教科书》、藤井健次郎著《中学植物学教科书》、岩川友太郎等著《中学动物学教科书》、箕作佳吉著《动物学新教科书》、坪井次郎著《中学生理学教科书》、织田万著《法学通论》、田村虎藏著《中学乐典教科书》、吉田熊次著《新教育学》、服部宇之吉著《伦理学教科书》等,都是口碑甚佳的学堂用书,民国以后不断再版。其中,坪井次郎著《中学生理学教科书》于光绪33年(1907年)初版,民国2年(1913年)发行了第10版,可见此书的受欢迎程度。

  不仅仅是自然科学和新建立的学科,历史科的西洋史和东洋史民国以后也继续使用清代出版的教科书。本多浅治郎著《西洋历史教科书》(群益书社出版)在清末经由学务大臣审定,民国元年(1912年)再版,作为中学和师范学校教科书。还有前面提到的金为译述桑原骘藏著《中学堂教科书东洋史要》,初版于宣统元年(1909年),到民国2年(1913年)继续印行至第6版。

  分析民国再版清代教科书的原因,最重要的一点是 “(教科)书荒”造成的结果。教科书原本就是文化转型时期的新事物,新学堂建立,教科书一时间供不应求。而文化改造是一个长时段的过程,立竿见影的政治变革无法使它一蹴而就。所以民国新政权只能大量沿用、再版已有的教科书,顺应中国人翻译日本教科书这股浪潮。

  民国建立以后,中国人翻译日本教科书已经告别了从1903年至1909年将近10年之久的高峰期,走向衰落。中国人自编教科书走向成熟,适用范围愈来愈广,译书自然渐渐退潮。“1912年”向这种退势又推了一掌。“中华教科书”和“共和国教科书”紧随民国政权之后诞生。这是中国学者自己编纂的两套教科书,每一类都有较为齐备的科目和基本合乎现代教育的知识体系。它们分别由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编辑出版,是民初教科书中的两颗新星。这两种教科书并非由国家力量推行,政治交替纷乱复杂的局面为文化存留了较为广大的空间。但是政体变革较快,仓促成书难免瑕疵,尤其“中华教科书”质量上所受诟病较多。所以,中国人翻译日本教科书的使用余地仍然存在,一直持续到1910年代中后期才见凋零。中国教科书至此基本完成了近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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